人是符号化的动物，促进中华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还需要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将中华文化视觉化、具象化表达出来，从符号—认同的文化过程视角，发挥文化符号的认同巩固作用。
另一方面，应当建设数字法治实验室。数据仓库是将不同的数据源或数据库进行加工后形成的主题的、集成的、非易失的和随时间变化的数据集合。
但是，技术发展对研究方法带来的影响可能远超法学家的想象，数字实验能够兼顾社会科学实验的可控性与仿真性、内部效度和外部效度。结 语 就信息技术对法学造成的巨大影响而言，无论学者观点如何，能够确定的是人类社会再也无法回到数字时代之前。而在孔德所倡导的实证主义体系中，实验也被认为是除观察之外最为重要的社会学方法。在中古世纪时的西方，经院哲学的目的是论证早已被肯定的、尽人皆知的基本真理，其对象是超验的世界、上帝和灵魂等问题。从16世纪开始，数学学习的兴起、科学方法的建构以及经验结果的积累均加速了欧洲科学革命的出现。
长久以来，社会科学哲学处于自然科学哲学的余荫之下：为了提升 科学地位，社会科学哲学的基本主旨就在于反思自然科学所取得的成功方法，并将其引入到社会科学之中。在自然科学成为社会科学的新权威之前，其影响已经有所体现，比较著名的例子包括霍布斯在《利维坦》中体现的机械唯物主义、斯宾诺莎在《伦理学》中展现的数理思维。可比性的实质在于，比较的展开围绕的是何种学科属性与学科视角、比较要达致何种价值、意义与目的。
(46)周国强、鲁宽：《犯罪人处遇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13年版，第63页。那么，该侍从最终怎么被宣布无罪释放了呢？理由何在？是巴罗策部落社会成员普遍没有法律思维，连法官都不依法裁判？还是巴罗策部落社会彼时尚处于进化论人类学家所确定的文明之光尚未投射到的区域，任何由殖民当局直接或间接制定的法令(act)，都是一种无意义的摆设？格拉克曼并未对这些关键问题予以正面回答。⑧ 孟德斯鸠之后的一些代表性学者，如巴霍芬(Johann Jakob Bachofen)、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梅因(Henry Sumner Maine)等，对可比性问题予以了专门且深入的关注，并表现出了明显不同于孟德斯鸠的比较态度。王志华：《一带一路法律图谱分析》，载《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33)Max Gluckman,Politics,Law and Ritual in Tribal Society,Basil Blackwell,1965:226-229. (34)亚历山大：《魔法的历史》，胡静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02页。无论是在英国社会，还是在部落社会，巫术及围绕其而展开的立法画面，仅就功能这一片段而言，既有相似之处，也有差异之处。
不过，我们无法回避的一个更为深入的现实问题是，将英国社会200多年前的巫术画面与部落社会200多年后的巫术画面作比较，并期望从中发现法学界有关比较标准的代表性观点的缺陷。如果只是简单比较一下现行中国刑法与现行俄罗斯刑法在内容、形式、原则与立法理念等层面的特征异同，那么，其还是无法为中国刑法学界乃至法学界深入了解俄罗斯刑法提供基础性理论资料。相似之处在于，无论是英国社会的民众，还是部落社会族群成员，其都坚信巫术可以发挥一定的功能，且这种功能对个人有着积极意义。马林诺夫斯基之后的部分法人类学家，在对可比性的研究过程中，也喜欢围绕相似性来展开。
(49)再来看看新中国的第一部《婚姻法》，其是1950年颁布的，该法是针对建国初期因为历史遗留而普遍存在的封建包办婚姻、买卖婚姻、妇女家庭地位较低等现实问题而制定的，彻底的反封建是该法的主要特征。比如，对当前越南刑法与泰国刑法的比较后，我们会发现，二者之间存在着诸多差异，其中特别明显的是，越南刑法将犯罪分为四类：轻微犯罪、一般犯罪、严重犯罪与特别严重犯罪。(24) 由此，就上述个案而言，为什么国王的侍从没有被定罪量刑，而是被无罪释放，也就有了文化缘由：官方治理秩序意义上的巫术与民间生活秩序意义上的巫术，虽都是用巫术一词来作为语言/符号，却呈现出截然相反的表现形态。⑤在孟德斯鸠看来，不同地区的法律文明源于不同的宗教、社会、文化、习俗等传统，将一个法律文明移植或嫁接至另一个法律文明，或者说，将一个法律文明与另一个法律文明展开比较，简直是难以想象的。
(20) 在格拉克曼于调查期间所搜集到的诸多案例中，有一个被格拉克曼命名为针对国王施展巫术的案例： 1942年的一天，在赞比亚巴罗策境内的洛兹部落，有一个年事已高且已瘫痪在床的国王，其一个侍从被抓了。③较有代表性的研究，可参见夏新华：《论比较法研究中的可比性》，载《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9年第2期。
从法制/法治层面来看，虽然各国有着不同的法律文化传统，形式上呈现出的是差异大于共性的比较法事实。但是，有关巫术的审判，究竟是由世俗法院来审判，教会法院来审判，还是二者均有审判权，在英国产生了广泛争论
除了社会经济条件不具备、法制发展不完善、部门法体系不成熟等事实因素，在理论上，以下三个因素影响了法理的提炼。(一)法理概念的凝结 如前所述，法理概念在前法理时代和泛法理时代是处于凝结的阶段，也就是并未呈现出其完整的理论结构和意义，我们可以将凝结阶段的法理视为不完备的理论形态或未完全理论化的法理。⑧ (一)前法理时代 西方经典著作中包含着大量关于法律之价值和实践原理的探讨，卷帙浩繁，时间跨度大，涵盖的具体阶段包括：古希腊哲学、古罗马法学、经院哲学、近代启蒙思想(格劳修斯、普芬道夫、霍布斯、卢梭等)，因此难以以简短篇幅加以概括。(31)这一原则尽管充满争议，但其建构模式在理解法理的内涵上却有启发意义。换句话说，法理是法理时代的底色，是法理时代的锚。法理学对法律实践的指引作用，在批判法学家那里被视为一个神话，比如波斯纳对法理学的批判。
虽然法理的内涵更多的是其实践意义，但对法理这个概念本身的二阶研究也是必要的，其主要任务是解决作为实践原则或原理的法理的属性和状态。这个区分有助于呼应法理的理论梯度和构造，同时也能突出各种价值在法律之中被实现和实践的方式。
这个说法有些极端，因为法理学的知识属性还是需要借助于哲学理论，因此方法论问题可能并不会如此困扰法理学。伴随着资本主义兴起，法律制度日益复杂和完善，迫切需要法律理论的支撑，这在客观上促进了法理研究的独立性。
休谟主张我们不能从实然推出应当，在法律问题上，这意味着从自然理性之中无法得出我们应当如何以法律规范人们的行为。进入专题： 西方法哲学 法理时代 方法论 。
第一，法理时代提出了全新的法理学命题，指向了法理这个核心概念。理论和实践会存在张力，实践结构和形态也在不断变化，法理概念也会根据实践而不断进行调适。在这中间存在着一个过渡期，由普芬道夫、孟德斯鸠、黑格尔、康德等人所推动。科恩主张没有给出理由就无法实现法治：法律理由的给出即使不是法治观念惟一的本质属性，至少也是其中之一。
例如，近年来，我国立法体系不断完善，部门法法典化的需求不断增大，宪法实践中合宪性审查制度的建构和完善，都促使学者们不断反思宪法的性质及其与部门法的关系。④参见郭晔：《法理：法实践的正当性理由》，载《中国法学》2020年第2期，第129-148页。
由于法律实践的复杂性、法律文本的模糊性和法律纠纷的个案性，法律价值在实践中的实现并非总是理想的，可能需要付出代价，做出妥协。因此，对作为实践性知识的法理的理论属性进行研究，也是西方法哲学的一项重要任务。
当下一个迫切的问题是，究竟在何种意义上可以从部门法与法理学的互动中提炼出能纳入法理体系之整体结构的法理要点。于是，我们的任务就在于准确描述概念的特性。
二阶研究是对法理概念进行的不包含特定立场的描述性研究，而一阶研究是对法理的具体实践内涵进行的探究。但需要解决的两个理论难题是：在法哲学研究中，法理如何呈现为支配和统摄意义？如何从纷繁复杂的西方法哲学论争中提炼出法理的核心要义？从前述法理时代的四个特征，可以回应这个问题。当代实践哲学的复兴，很大程度上是对理由的研究的复兴。虽然自然法学家对部门法实践所涉及的很多核心问题都做出探讨，比如洛克对财产权的经典分析，影响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直到现代也影响着人们对宪法的理解。
但关于法治的本质，一直存在较大争议，形成了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薄法治和厚法治之争。在法理时代，这个使命仍由法理来担当。
郭晔将法理理解为法理是由人的理性认识所凝练、证成法实践的正当性理由，强调的是法理的正当性价值基础。比如边沁和奥斯丁将其法理学视为功利主义学说的体现，而德国十九世纪的众多法理学立场，比如利益法学、评价法学和历史法学等，都体现了特定的伦理立场，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由这种立场所主导。
因此，前法理时代的法律学说不能被视为实践理论，并不具备法理的实践姿态。本文以法理这个概念为核心线索把西方法哲学的发展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前法理时代、泛法理时代和法理时代。
